《红星照耀中国》摘抄

又称《西行漫记》，是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创作的纪实文学，于 1937 年 10 月在伦敦首次出版，记录了作者自 1936 年 6 月至 10 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。

“我接到报告，说你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新闻记者，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，会如实报道。”周恩来说，“我们知道这些就行了。你不是共产主义者，这不要紧。任何一位新闻记者来苏区采访，我们都欢迎。阻止新闻记者到苏区的不是我们，是国民党。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，我们会向你提供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。”

按照周恩来的说法，自从红军缴获了白军的设备，建立起无线电通信机构之后，国民党还从来没有破译过红军的密码。

居然要 92 天！……到底有什么好看的？难道苏区那么辽阔？后来的结果是，我所用的时间比他建议的还要长得多，最后我还恋恋不舍，不想离开，因为我看到的实在太少了。

贺龙对富人的憎恶在中国已经成为传说。据说，哪怕贺龙还在距离 200 里开外的地方，哪怕南京方面有重兵把守，地主豪绅得了消息也会赶紧逃跑——因为他向来以行军神速著称。

在长征途中，毛泽东和李德亲自进行了植物学研究，他们尝遍了各种各样的叶子，想找到烟叶的替代品。

他（毛泽东）对于罗斯福总统的看法非常有意思。他认为罗斯福是反法西斯主义的，中国可以与他展开合作。他问了大量有关罗斯福新政和罗斯福外交政策的问题。从他提出的问题来看，他非常清楚地理解到这些政策的实施目标。他说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只不过是招摇撞骗，但相比之下，墨索里尼高明得多，是个权谋家，懂历史；而希特勒，缺乏魄力，只不过是反动资本家的傀儡。

毛泽东对哲学很有研究。……他的阅读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著作，他还读过许多古希腊哲学家、斯宾诺莎、康德、歌德、黑格尔、卢梭等人的著作。

毛泽东答道：“……等我们恢复了中国的主权独立，如果朝鲜人民想要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枷锁，我们将向他们的独立斗争提供热情援助。”

“战场的地域范围如此广阔，所以我们有可能以最高的效率实行运动战，……如果将兵力集中在一条狭窄的战线上，竭尽全力去防御一两处要地，那就放弃了我们在地理和组织方面的所有战略优势……。我们的战略战术必须避免在战争初期进行大规模决战，而应该循序渐进地摧毁敌军有生力量，打击其斗志和军事效率……”

“人们必须记住，这场战争是在中国境内进行的。这意味着日本人将处于反对他们的中国人民的完全包围之中。”

这种“共产主义”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，有史以来第一次，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突然掌握了大量科学知识，激起了伟大的梦想。这些青年“重新回到人民中间”，到他们乡村的底层，用新掌握的知识来“启发”知识贫乏的农村，“启发”生活在黑暗中的农民，争取与他们联合起来，共同建造“更加富裕的生活”。他们抱着这样的信念，更美好的世界可以创造，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创造。在这个信念的鼓舞下，他们带着自己的行动方案——公社的理想——回到人民中间去，争取他们的支持和拥护。他们赢得了意想不到的广泛支持。他们通过开展宣传和实际行动，将关于国家、社会和个人的新观念带给亿万民众。

“我继续读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和文学故事。有一天我忽然发现，这些故事有个特别之处，那就是故事里没有种地的农民。人物都是武将、文官或者书生，没有一个农民当过主角。这件事让我疑惑了整整两年，后来我就分析故事的内容。我发现这些故事都在歌颂武将，歌颂人民的统治者。他们不必种田，因为他们拥有并且控制着土地，而这些土地显然是由农民替他们耕作的。”

“那时候（毛在 16 岁左右时），我还不是个反对帝制的人；事实上，我以为皇帝以及大多数官吏都诚实、善良、聪明。他们只是需要康有为来帮他们变法。”

“记得有一回，我到一位青年的家里去，他对我说起要买肉，而且当着我的面把用人喊来，同他讲买肉的事情，然后吩咐他去买一块。我十分恼火，后来再也没有和那个家伙见面。我和我的朋友们更喜欢谈论大事——人的天性，人类社会的属性，中国、世界乃至宇宙的特性！”

“我们还对体育锻炼十分热衷。寒假里，我们徒步穿过田野，上山下山，绕城踱步，越过溪流。要是下雨的话，我们就把衬衫脱掉，称之为‘雨浴’。要是烈日炎炎，我们也把衬衫脱掉，称之为‘日光浴’。春风吹拂时，我们放声高喊，说这是个新的体育项目，名叫‘风浴’。霜降以后，我们仍然睡在外面。甚至于到了 11 月，我们还在冰冷的河水中游泳。所有这些都以‘体能训练’的名义进行着。对于增强我的体质，这也许大有裨益。后来，我在中国南方多次往返行军，在长征中从江西走到西北，正好迫切需要这种体质。”

“这时（1917 年左右），我的思想成了自由主义、民主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奇怪组合。我对于‘19 世纪的民主’、乌托邦主义和旧式自由主义有着模糊的热情，但我明确反对军阀，反对帝国主义。”

“1919 年年初，……在去南京的路上，我在曲阜逗留了一下，去瞻谒孔子的陵墓。我见到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那条小溪，见到了圣人幼时居住的小镇。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，我也见到了相传由孔子栽种的那棵名树。我还在孔子的著名弟子颜回曾经住过的河边驻足停留，并且见到了孟子的出生地。在这次旅行中，我还登上了泰山，这座山是山东的圣山，冯玉祥将军曾在此隐居，还写下了爱国的对联。”

“有三本书特别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，帮助我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。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，相信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，之后就再也没有动摇过。这三本书分别是：陈望道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，这是中文出版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；考茨基写的《阶级斗争》；柯卡普写的《社会主义史》。到了 1920 年夏天，我已经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，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一定程度的行动上。而且，我从此也自认为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。”

“然而，陈独秀表示强烈反对（毛的农民运动路线）。他不明白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，大大低估了农民在革命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。”

“陈独秀的确害怕工人，尤其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。当他终于遭遇了武装起义的现实，他彻底昏了头。他再也看不清事情会怎样发展。他的小资产阶级本性贻误了他，让他走向了惊慌和失败。”

“我们在井冈山上提出了 4 个口号，这 4 个口号可以大致说明我们采用的游击战术，红军就是在这种游击战中发展壮大起来的。这些口号是：一、敌进我退！二、敌驻我扰！三、敌疲我打！四、敌退我追！”

共产党人有理由认为，而且显然认定，他们在向抗日前线进军，而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心理因素。在这一因素的推动下，他们将原本可能是意志消沉的败退转变为一场士气高昂的胜利进军。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，他们非常正确地强调了此次迁移行动的第二个根本原因：他们正确地预见到挺进的地区，将对中国、日本和苏联的当前命运产生决定性作用。

这种巧妙的宣传手段必须被视为卓越的政治战略。……在某种意义上，这次大规模迁移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武装宣传之旅。红军途径省份的总人口超过两亿人。在大小战斗的间隙，红军每攻占一座城镇，就会召集群众大会，举行戏剧公演，向富人征税，解放众多“奴隶”（其中一些人加入了红军），大力宣传“自由、平等、民主”，没收“卖国贼”（官僚、大地主、税吏）的财产，将他们的财物分给穷人。如今，有千百万穷人亲眼看到红军，亲耳听到他们讲话，再也不怕他们了。

一般认为，中国农民不喜欢组织和纪律，也不热衷自己家庭范围之外的社会活动。如果你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到这些，他们就会哈哈大笑。他们会说，没有一个农民会不喜欢组织或者社会活动，假如中国农民是为自己工作，而不是为民团、地主或者税吏劳作的话。

其中一项显著的成就是在陕北彻底消灭了鸦片。实际上，在进入苏区后，我压根没有看见过罂粟。贪官污吏几乎闻所未闻。……乞讨和失业现象确实已经被“消除”了。……缠足和溺婴是犯罪行为，童工和卖淫现象已不复存在，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都被禁止。

（徐特立谈道）“在我们到达西北地区之前，……陕北人和甘肃人居然认定水对他们有害？这里的人一般一辈子只洗两次澡——第一次是在出生时，第二次是在结婚时。他们讨厌洗脚、洗手、洗脸，也不喜欢剪指甲、剪头发。比起中国的其他任何地方，这里留辫子的人是最多的。”

红军的伙食极其简单：小米和白菜，加上一点羊肉，有时有猪肉，这就是他们通常的饭菜，但他们似乎过得很好。……咖啡罐比咖啡宝贵；没有人喜欢喝咖啡，它喝起来像药。……热水几乎是唯一可以享用的饮料，喝凉水（常常被污染）则被明确禁止。

战士们坐在自己带来的砖块上（人们常看到上学的战士一只手拿着笔记本，另一只手拿着一块砖），……

毛泽东做出预测，这场战争（抗日战争）将会旷日持久，并且充满艰难险阻。武装抗日斗争的倡导者未向其追随者做出将迅速取胜的承诺，这种做法在人类历史上非常罕见，毛泽东肯定是其中之一。他的实事求是提前打消了失败主义思想者们怀有的幻灭情绪。